许家印家族信托防火墙被击穿，法律突破信托保护机制揭秘

许家印家族信托的“防火墙”被击穿，法律成功穿透信托屏障，这一事件揭示了信托结构可能存在的漏洞和风险，许家印家族信托的设立旨在保护家族财富，但此次事件表明，即使设立了信托，也不能完全避免法律风险，这一案例提醒了其他家族和企业，在设立信托时应当更加谨慎，确保信托结构的合理性和安全性，也提醒了社会各界对信托制度的监管和法律执行的重视。

2017年3月28日，许家印在香港参加了中国恒大2016年的业绩说明会。到了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对恒大创始人许家印的家族信托案作出了历史性判决，不仅授权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名下资产，还将其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的财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

这一裁决明确宣示：当信托被用来规避债务人责任、欺诈债权人时，“资产隔离”的防火墙将被法律彻底击穿。此举冻结了许家印可能高达5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打破了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海外信托绝对安全”的幻想。这一事件在法律和金融界引起强烈关注，标志着香港法院在大型债务危机中捍卫债权人权益的决心，也为全球高净值人士的资产规划敲响了警钟。

许家印、丁玉梅夫妇早在恒大暴雷之前据传已为子女搭建起庞大的离岸信托架构。他们在2019年前后在美国设立了高达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基金，指定两名儿子为受益人。巨额信托资金主要来源是许家印夫妇多年来从恒大获取的股息分红和套现所得。自恒大上市以来（2009-2022年），许家印和丁玉梅合计分得红利逾500亿元人民币。通过恒大红筹架构，这些利润以股息形式层层上划至许家印夫妇控制的离岸公司账户，最终转移出境注入海外信托。信托设立的表面目的是实现家族财富的跨代传承和资产保护，使家族资产在债务风险来临时能够隔离于债务人的责任范围之外。

许家印在规划信托时对两个儿子的安排各有侧重，长子许智健只能定期领取信托收益，不得动用本金，而本金则留待孙辈继承。次子许滕鹤并未获得同等信托安排，2023年他因恒大财富事件被内地部门带走调查。尽管长子许智健有离岸信托“防火墙”，但其全球资产仍被香港清盘人起诉并冻结。

香港法院之所以能够击穿许家印精心构筑的家族信托屏障，靠的是四大法理支柱的支撑和综合运用。首先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法院坚持透过信托的法律形式审查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和控制权。其次是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香港《破产条例》等法规明确规定任何意在损害、迟延或欺骗现有或未来债权人的资产转移行为均属无效。第三是信托独立性缺失造成的隔离功能丧失，家族信托之所以具有资产隔离功能，前提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独立管理。最后是债权人保护优先的公共政策原则，在涉及大规模债务危机时，保护债权人免受不诚实债务人侵害是一项优先的公共政策考量。

这些法律实践反映出英美法系法院普遍认可的一点：防止法律形式被滥用于逃债，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使命。香港法院正是基于破产法框架下保护债权人优先的公共政策，结合上述实质原则和反欺诈规则，裁定将信托项下财产纳入执行。这一裁决逻辑昭示：无论是公司还是信托，都不能成为债务人逃避责任的法律避风港。

许家印家族信托被击穿的判决立即引发了跨境资产保护和追索领域的连锁反应。清盘人和债权人紧随这一先例，展开了对许家印及其家人其他境外资产安排的法律攻势。清盘人可能会寻求美国法院的协助，以欺诈转让为由挑战信托的有效性。如果能够证明许家印在明知债务危机将至时将巨资转入美国信托具有恶意避债目的，那么即使在美国法下，法庭也可能考虑撤销信托转移或判定该信托为委托人的自益工具。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丁玉梅资产冻结与家庭内诉讼的进展。作为许家印的前妻以及多年的商业伙伴，丁玉梅在此次资产追缴风暴中也未能幸免。早在2024年7月，香港和伦敦法院即应清盘人申请，对丁玉梅发出了全球资产冻结禁制令，要求其披露名下价值超过一定金额的所有资产。据报道，丁玉梅在英国坐拥包括33套伦敦豪宅在内的大笔财富，亦在冻结之列。冻结令使她在海外的资金调度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日常开销也须向法院申请豁免。英国法院允许丁玉梅每月支取2万英镑作为生活费，但拒绝解除对其资产的全面冻结。

今年2月，丁玉梅将自己与许家印的小儿子许滕鹤告上香港法院，诉请追讨一笔逾10亿港元的款项。这一家庭内讼诉可能是丁玉梅为主张债权优先权或厘清资产归属所采取的策略。在巨额财富被冻结、家庭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许家内部出现母子对簿公堂的局面，凸显出债务泥潭对家族成员的撕裂和各自求生的无奈。

许家印家族信托的崩塌为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财富规划敲响了警钟，也暴露出现行法律制度在防范资产转移逃债方面的不足。这一案件无疑能给关注家族信托的人群多重启示。首先是信托结构的合法性边界问题，家族信托作为财富管理和传承工具，本身并无原罪，其资产隔离效果建立在委托人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若信托的设立目的或资金来源触碰法律红线，则该信托将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其次是欺诈性转移的高风险后果，企图通过技术性离婚、突击转移资产等手段来逃避债务清偿，最终很可能得不偿失。第三是财富管理的透明化趋势，近年来全球金融监管趋严，“避税天堂”及各类离岸工具的匿名性和安全港效应逐步下降。国际社会通过《共同申报准则》（CRS）等机制强化跨境资产的透明度，各国法院在大型跨境诉讼中也更倾向于互相承认和执行对方的资产冻结令。

这一案例表明，在法治社会中没有绝对牢不可破的“财富避风港”。对企业家和高净值人士而言，遵纪守法、审慎履行义务才是财富保全之本。倘若以为躲进复杂的离岸信托架构就能高枕无忧，一旦行为背离法律与诚信，精心构筑的财富“防火墙”终将因法理的薪火而轰然崩塌。在全球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法律的边界才是财富安全的真正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