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港还是回乡，跨境学童成年抉择的迷茫与选择
关于“跨境学童”成年之际面临留港还是回乡的选择问题，摘要如下：面临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困境，“跨境学童”在成年之际面临留港还是回乡的重要抉择，他们在香港接受现代教育，却对内地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记忆，随着成长，他们需要在两地之间做出选择，这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更是对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的深刻思考，这一选择反映了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体现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香港教育界，要面临双非学生的学额问题。”2025年8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连续在社交平台发文，重提“双非婴儿”议题。
他表示，2008年是“双非婴儿”的出生高峰，2025年他们已经17岁，将来可能到香港报考大学。而当前香港的学额共1.5万个。他指出，这可能“为香港大学学额供求问题，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回望本世纪之初，内地居民赴港生子热潮涌动，最高每年出现3万多新生儿。这些新生儿的父母有一方非香港居民，或者父母均非香港居民，因而得名“双非”或“单非”家庭。
当年“双非婴儿”的激增，让香港教育、医疗资源压力倍增。自香港特区政府施行“零双非”政策后，“双非”婴儿数目自2013年大幅下降，但此前出生人数庞大，据统计有20万人。
虽然一出生就拥有香港身份，但他们中很多人因各种原因无法留在香港成长。有的人住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长大后每天跨境上学；有的则索性在内地接受教育。
如今，这批在政策窗口期获得香港身份的孩子正陆续步入成年，到了选择大学和就业的年纪。
继续留在香港，还是回到内地？他们的未来将面临抉择。
回内地，另一种选择
2012年03月01日，深圳交警部门在深圳湾口岸举行过境学童校车通车仪式。图/视觉中国
苏欣欣出生于2004年，是一名“学在香港、长在深圳”的跨境学童。小时候，她跟妈妈、外公外婆在内地生活，跟爸爸相处时间短暂而有限。
五岁那年，母亲告诉苏欣欣，从今天开始，她要去香港上学了。
她乖乖穿上校服，拎起饭盒，在天未亮时就排在深圳罗湖通关口岸的长队里，登上一辆驶向香港的校车。车上有亲和的跟车阿姨，也有和她一样茫然而乖巧的同龄伙伴。
去香港之前，苏欣欣先在广东东莞一家幼儿园读书。对于突然要转学到陌生而遥远的香港，年幼的她并没有太多疑惑。“妈妈让我听阿姨的话，我就跟着走。反正每天都会顺利被送回家。”
数年间，苏欣欣往返深港两地。生活与求学被一条深圳河划开。
中一到中三，港生苏欣欣在一家香港教育排位在“第二梯队”（Band2）的学校读书，“相对中规中矩”。2019年，一场猝不及防的修例风波侵袭香港，街道上常常有人堵路、静坐。家人担心她的安全，决定在中四那年转校到内地一家国际学校，继续完成课程。
香港中学实行6年制，本地学生主要通过中学文凭考试(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简称DSE)升入大学。
2022年，苏欣欣DSE成绩出炉，也收到了一些学校offer，但“不是特别好”，之后她被广州一所高校录取。有香港的亲戚劝她：不如复读一年，搏一搏，尽量能留在香港升学。
而她和家人却有自己的考量。
“我未来倾向于在内地发展。”苏欣欣说，香港薪资水平高，但消费也挺高。如果未来她和家人留在内地生活，在居住条件、生活水平上明显高于香港。再加上家里的生意、房子都在内地。最后综合考量下，她和家人还是决定先回内地上大学。
同样是2022年升学，港生刘金宇和身边一些同学也选择了内地。据他观察，大家选择到内地的原因各不相同。
“有的是成绩特别优秀，直接能保送清华和北大等内地名校的；也有的是比较看好内地发展机遇，决定回来抓住机会的；还有的是没能达到名校录取标准，在香港升学没有优势的。”刘金宇说，他本来也收到了港科大的offer，但权衡之下还是到了北京读书。
多名受访港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香港高校分层明显，除了“港八大”（一般指排名靠前的香港八所大学）名校外，其他高校知名度相对较低。考生或是读未来可能有落选风险的副学士，或者是读培养一技之长的职业院校。每年香港DSE考试有数万人报考，而“港八大”每年招生大约几千人。相较于香港动辄每年二三十万港元的高昂学费，内地高校学费也更加平价。
近年来，内地与香港信息交流更加便捷，港生了解、报考内地学校也更加容易。对于没有选中心仪学校的学生来说，内地优质高校不失为一个选择。
刘金宇目前在北京一所知名高校读大三。他读的是理工科专业，身边有内地同学也有港生小圈。近年来相处中他发现，港生的数理基础普遍偏弱。
“我参加香港DSE考试时，数学M2（数学延伸二）和QR（数学探究）都拿了5（较高等级），不算差。但刚进来现在的大学时，我发现在数学上的课程完全跟不上。”他说。
除了数学差异外，他发现身边港生对中国文学与历史的了解也相对偏弱。“香港DSE的语文考试，只有12篇指定篇章，也没有内地同学高中阶段的‘题海刷题’经验。”
从小学到高中，刘金宇都往返于深港生活、读书。他身边人大都和他一样的跨境生，或者是香港本地学生。虽然他从小成长在内地，但直到进入内地大学，他才更真切地感受到另一个系统的不同。“港生常说升学压力大，但对比内地学生，真是小巫见大巫。”
在香港，新的竞争者
2025年7月16日，香港DSE放榜，北区上水的“双非”女状元引发港岛热议。
据悉，今年香港DSE16名状元中，来自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的考生王苑廷是一名跨境生，来自“双非”家庭。她自幼稚园起在港读书，每日由深圳罗湖跨境上学。当被媒体问到跨境上学会否影响其考试时，她指“交通时间不长，与其他同学无异”。
“我读中学的时候，印象中跨境生的成绩不太好，比如‘英语基础弱、通勤时间长’等。所以今年看到跨境生拿了‘状元’，觉得爆了一个大冷门。”章明楷说。
2023年2月7日，香港，上水凤溪第一小学的跨境学童回校上课。图/视觉中国
章明楷出生在“单非”家庭，爸爸是香港人。不过自幼儿园起，全家人就搬到了香港。2016年起，章明楷入读香港新界大埔一家中文中学。在他和同学的固有印象中，香港教育水平以港岛为圆心，向四周逐渐减弱。
“一般来说，港岛中学教学水平高于新界，而新界中学教学水平里，北区最差。因为北区是香港最北的区，其他区的港生很少来报考。”章明楷回忆，小升初的时候，成绩好的同学也优先考港岛，而那些年DSE状元也多出自港岛的英文中学。
香港本地中学以授课语言分为“英中”(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与“中中”(以粤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香港一家TOPSCHOOL网站统计的《2025年全港100所中学排名》里，前十名集中在港岛与九龙，且全部为英文中学。
中学毕业后，章明楷身边同学大部分都在香港本地升学。只有他一人来到了内地升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直言，“除了妈妈是内地人，对内地有感情外，还有很重要原因就是，我确实竞争不过那些本岛的‘卷王’”。
近年来，香港本地考生人数随人口高龄少子化而逐年减少，而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内地生加入DSE考试，成为新的有力竞争者。
多名跨境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跨境生在英语课目上固然有短板，但其成绩也与所在家庭的教育重视程度、教育投入等有关。很多时候，有内地学习经历的跨境生反而更有优势。
“内地读过书的跨境生普遍数学都很好。”港生刘金宇回忆，他读小学五年级时，班里转来了两个内地来的跨境生。“数学成绩好到和别人‘断层’的程度。”他说，自己也曾参加香港本地的数学竞赛如“华夏杯”等发现，一些有内地学习经历的同学能拿金奖，而他常常只能拿参与奖。
同样是今年7月，在一名国际竞赛中夺冠的港生也被曝出有内地学习背景。
据报道，香港私校一诺中学学生傅思敏代表香港参与第55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比赛并夺得金牌。随后有媒体指出，该生就读于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一班，而深中集团也以该生在国际奥赛夺金高调宣传。后来，一诺中学校长祁文迪表示，傅思敏是“双非”港人、曾于深圳读书，此前已转校至港。
据悉，DSE成绩除了可以用于申请香港本土的港八大名校外，还可直接用于很多国外高校的申请──这种“一试多用”的特点，正吸引更多的富裕内地家庭。
近年来，通过各类人才计划到达香港人员的子女，以及持香港身份证的“双非”子女以自修生身份报考共同竞争有限的学额。随着2008年“双非”婴儿潮世代现已达升学年龄，这种竞争也愈发激烈。
两个系统
回顾过去，很多跨境学童都有相似的童年记忆。
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七点前到深圳罗湖关口，过关后前往香港北区，然后八点准时进校。他们习惯了在车上写作业、吃早餐，有时候还要补睡。“每天有三个小时都在赶路。”苏欣欣说。
跨境上学有诸多不便，让苏欣欣叫苦的是台风天。香港和深圳虽然只有一河之隔，却并不完全同频。有时深圳大雨滂沱，而香港学校并未停课。“经常是早上出门就被淋湿了，然后湿着在学校坐一天，挺难受的。”
2017年7月7日，广东省深圳市，深港跨境学童在深圳湾口岸过境香港上学，过了关后，在香港一侧排队等公交车去学校。图/视觉中国
香港北区位处深港交界，是香港十八区最北的区域。作为香港与内地通行的重要枢纽，罗湖、文锦渡、沙头角等陆路口岸均设于区内。香港北区的上水、粉岭、沙头角和打鼓岭等地的中小学校也吸收了大量跨境学童。
港生刘金宇中学时在粉岭一家中文学校读书，跨境生约占年级里的三分之一，几乎每个班里都有八九个跨境生。每天通关去上学时，他都能在关口或者路上碰到同学。“身边人都是差不多的生活节奏，也没有特别的不一样。”刘金宇回忆，自己当时并没有感到“孤立感”，甚至会觉得“深圳香港是一体的”。
然而，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他们依然感受到两个系统的差异。语言经常是跨境生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香港中小学实行两文三语（即能书写中英文，操粤语、普通话和英语）政策。日常生活中，很多香港本地市民习惯讲粤语，工作场合讲英语，普通话反而并不熟练。
而跨境生往往出生在“单非”或“双非”家庭，在内地生活时习惯讲普通话。对于祖籍非粤语区的跨境生来说，学习粤语难度不亚于学习一门新语言。
刘金宇提到，他有一位同学是福建人，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会讲粤语。“当时香港很多学校的老师上课用粤语，跨境生不懂粤语的话，连课都上不了，不会讲也要会听。”他说。
其次是文化氛围。
苏欣欣上学时发现，学校里大家分为两拨人，“跨境生和跨境生玩，本地生和本地生玩”。她粤语流利，和香港本地同学也关系不错，但很难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有时候他们说一些流行语或者文化梗，自己只能一知半解。”
刘金宇则清楚地记得，在学校，他和香港本地同学“玩不到一块儿”，他喜欢内地二次元网络平台B站、刷微博，听普通话流行歌，考试后讨论的是如何报考内地高校；而班上多数同学讲粤语，关注的是TVB和港星，“我也可以用粤语讲一整天，但依然会感到不一样。”
2016年，章明楷在香港大埔一家中学读书时，年级约100名学生中，只有三四个是跨境生。
“在我的印象中，跨境生是很小众的存在，也比较边缘化。”他坦言，有些跨境生粤语不好，上课不怎么回答问题，老师也不会特意抽他们提问。再加上跨境生不在香港住，很难融入本地圈子。
张程同样是一名深港跨境生。今年上半年，他刚刚结束香港DSE考试。目前还未定下大学去哪里读。
他粤语流利，英语也不错。在香港沙田一所中学读书时，跨境学生的英语普遍偏弱。而他往往却能回答让本地生都发愁的英语难题，这让他一直有种隐隐的自豪感。他一直觉得，自己和本地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自己没住在香港。
2020年那场疫情，打断了张程跨境通学的节奏。
因特殊时期两地防疫政策不同，当香港本地学生已恢复线下上课时，张程只能在深圳的家中里对着屏幕完成课堂任务。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浮现出来。
“那段时间确实让我有点失落。”张程开始反思，在语言习惯与上课模式之外，两地还有一些更难言说的界限。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粤语、考DSE上大学、知道怎么在香港考试中拿到A，但却不了解香港人每天如何租房、通勤、逛超市。这是他从未真正拥有的日常经验。
他原本打算毕业后在香港工作。但他偶尔也会担心，香港物价那么高，房子那么贵，很多家庭住得那么挤。如果未来到香港工作，究竟能不能适应。甚至对于香港校园里，大家更常用WhatsApp和Instagram，他都感觉不太习惯，因为他在内地生活多年，朋友都用微信和QQ，“刚开始会有点格格不入”。
未踏上的路
对出身于“双非家庭”的丘紫晴来说，这条跨境求学的路她从未真正踏上。
她出生于2005年，从小和父母在内地长大、求学。虽然持有香港身份证，她却没在香港生活过一天。没有通勤、没有港式课堂、不会讲粤语。“内地同学眼里我是香港人，可我对香港几乎一无所知。”她说。
直到高三，丘紫晴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可以用好这个香港身份。她尝试以港生身份参加港澳台华侨生联考，打开报名页面后，却发现很多材料并不具备。那段时间，她一边准备内地高考，一边试图“补全身份材料”，但几乎没有路径。
“我才发现，有些人从小学就开始为这个准备了，而我连要准备什么都不知道。”多种因素下，丘紫晴还是错过了DSE和当年的港澳台华侨生联考。
而她不是孤例。
2023年1月18日，广东佛山暨大港澳子弟学校（筹）建设中。图/视觉中国
香港非盈利青年组织，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联席主席黎子杰多年来关注”双非儿童”问题。他在2021年《20万双非儿童被遗忘》一文中指出，双非儿童因为港籍身份，无法接受内地的义务教育，如果不能入读或不愿意长途跋涉跨境到香港就读中小学，双非儿童只能在内地升读民办中小学或国际学校，其高昂的收费令双非家庭经济负担大增。
黎子杰提出，未来香港的人口政策、基建政策等民生需要必须将这20万个家庭纳入其中，不然香港社会的资源就会出现严重错配的情况，又会再因双非群体争夺香港社会本土资源而引起矛盾。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如益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当前，持有香港合法身份的20万“双非”学童，其权益并没有完全得到保障。这些孩子很多生活在内地，偶尔去香港，很难享受到香港的福利。
“有些父母可能以陪读身份和学童一起赴港，但因为没有香港身份证，不能在当地工作，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这些学童的成长过程也非常辛苦，很难融入香港的教育体系和同学。”杜如益说。
在香港特区政府“双非政策”全面收紧前，大量新生儿在香港出生，又在内地长大。他们中有人像丘紫晴一样，拿着香港身份，却从未真正“抵达”香港。如今，丘紫晴已习惯了内地的生活节奏、文化氛围和人际圈子。和真正“在地”的港人相比，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有身份证但不属于那里的外人”。
是什么造成这一结果？杜如益认为，这一切不能全归咎于“零双非”政策，而是最初这些学童的父母让孩子拿香港身份时，并没有真正为孩子的未来做详细规划。部分中产家庭甚至因经济问题破产，无法继续抚养孩子，导致一些孩子被遗弃。另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未能充分支持这些孩子的成长。
近年来，内地也开设了很多港澳子弟班或子弟学校，双非儿童可选择在大湾区城市接受香港教育。比如，开设于广州南沙的民心港人子弟学校已于2025年9月1日投入使用，据悉，该校涵盖15班高中、3班幼儿园及配套设施，可为港澳居民就业及其子女入托入学等提供配套服务。
“你是哪里人”
落马洲口岸位于中国香港一侧，是香港与内地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陆路出入境通道，也是很多跨境学童的上学必经之路。（受访者供图）
深港生活、读书的经历，让跨境学童拥有两种系统下的“兼容能力”，也带来了身处系统夹缝里的尴尬体验，当被问及“你是哪里人”时，刘金宇在“解释自己”中感到疲惫。
“在内地，如果我说自己是香港人，大家就开始问各种问题——怎么拿的身份？是不是走了后门？考香港DSE难不难？用不用交学费？值不值得办？”这些他都回答过，也被怀疑过。后来，他学会了先说“深圳人”。
“我就是拿了张身份证而已。”他说，“我家不是有钱人，只是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身份。”刘金宇并不觉得自己港生身份在内地教育体系中“享受了多少好处”，反倒是在身份的缝隙中不断自我调整。
苏欣欣从小通关赴港求学，小学阶段寄宿，初中起在香港生活，高中又回到内地。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轨迹是“照着当时最好的选择走的”，但那些路径之间并不连贯。
“每段经历都很真实，但组合起来就是很碎。”她也掌握粤语，但更习惯用普通话表达情绪；她知道如何在香港填表办事，却常常被问起“是不是内地生”。对苏欣欣来说，身份不只是一张卡，更应该是日常生活里的共同记忆与朋友相处时的情感共鸣。
另一方面，得益于深港双重身份，跨境生确实享受了两地的资源。
对苏欣欣来说，她从幼儿园到中学都在香港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她也受益于内地出台的针对港澳台群体的优惠政策。比如，港人创业、开公司，可以享受专门给港澳台人员的创业补贴，还有一些活动也是专门为港澳台创业者设置等。
但偶尔也会出现“系统不兼容”的小麻烦。
比如，跨境学童在内地往往有两张身份证件，回乡证与所在城市的居住证。
苏欣欣办银行卡时用的是回乡证，但在绑定一些内地网络软件时，就会出现系统无法识别的bug，需要人工客服处理。另外去其他省份旅行时，需要花更多心思寻找可以接待港籍旅客的酒店。“但这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无非是多跑两趟的问题。”苏欣欣说。
如今，丘紫晴在广州一所高校读书。她的学历在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并不拥有太大优势。“就算最后顺利读完大学，毕业后起薪也就几千块钱。”而有了香港身份，去香港工作机会更多，基础岗位的薪资也可以达到一万三四港元。对于未来，丘紫晴觉得，香港身份给了她多一个选择，是不确定时代中保留的一张“备选通行证”。
对身份的复杂性，跨境生张程也坦言，自己已学着接纳——“身份是个标签，但它不一定能定义我是谁。生活在两个系统之间，我早就习惯了。”
对于跨境学童的“双重身份”，杜如益认为，与香港本地出生的孩子相比，跨境学童虽然持有香港身份，却错过了很多香港福利资源，在成长过程中也失去了很多家人的陪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比香港本地学生相对弱势。
但另一方面，得益于香港身份，跨境学童可以参加港澳台华侨生联考，并以相同的学力和分数，考取内地更高层次的高校。而有资金实力的家庭，还可以借DSE成绩就读香港八大名校或进入全球名校。
“这些相较于内地学生的比较优势，不容忽视。”杜如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