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从更广阔视野进入乡村振兴的写作

乡村振兴文学创作的核心在于谁在发声。写作“在地化”的呼声已成为普遍共识，不仅强调现场感，更强调作家的个人体验融入乡村的整体背景，从而发出真正属于乡村的声音。然而，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今天的乡村已不再是封闭的“桃花源”，而是一个高度开放且复杂的场域。这要求写作者不仅要关注“在地化”，还需具备“去地化”的宏观视野，将乡村振兴文学置于百年乡土文学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观照。

近年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报告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写作意图和现象。这些作品主动融入时代主题，将各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书写中国故事中的民族故事以及民族故事中的中国形象。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西海固笔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海固曾是“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但在四十年来党的脱贫政策支持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该作品记录了从吊庄移民、梯田建设到菌草种植等标志性工程，展现了西海固半个世纪的脱贫历程。百姓因此获得了尊严与自信，不再躲避外人，而是热情相迎。作者季栋梁为西海固人的信仰和梦想而写，为党的扶贫伟业而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翻山越岭来看水库，感叹道：“哎呀，没见过这么多的水，没见过这么清亮的水。”这种细节生动地传达了百姓对国家的感激之情，主流话语与民间声音在作品中自然融合。

另一部写西藏地区脱贫故事的报告文学《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也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吉米平阶描述了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和先遣连纪念馆，它们见证了汉藏民族共同保家卫国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丰碑。这类文本通过融入国家叙事的整体视野，达到了文化共融和人心共鸣的效果。

还有一类文本以学者和社会学家的身份进行深度田野调查，如刘大先的《去北川》。作者深厚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背景使其远离主题先行的目的性和概念化，从多维度考察北川振兴的独特资源和现实可能性。他在羌族神话中写出这个民族的坚韧顽强，并通过打造少年大禹形象品牌，展示了情感与信仰的重要性。经历重大灾难后重生的北川人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意志。这样的写作不仅记录了经济的振兴，也展现了北川走出的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陈涛的非虚构作品《在群山之间》也有类似特点。两年时间里，作者深入甘南乡土，理解、思考并接纳这块土地上的复杂生活和人性。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从生活的内部去生活，在为村庄修道的同时自我“修道”。这类主体性介入式的写作填补了时代主潮中的某些缝隙，记录了许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样子。

此外，生态主题的作品如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也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通过保护象群建立食源地，村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形成了生态与生存的良性循环。这提示我们探索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的共融发展。

各个地方的乡村振兴书写不仅是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也是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世界故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提供独特而成功的经验，也成为重要参与者与引领者。乡村振兴主题因此不仅是中国社会和文学的议题，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学进步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