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从未停手，她是北京最野才女 画笔下的生命轨迹
申玲很少露面，上次接受采访还是在四年前的个展《空花·岁像》。从中央美院退休后，她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画画、弄花弄草、逗猫、出去玩儿、去咖啡馆发呆，陪家里的老头儿王玉平遛弯。
申玲很早就崭露出自己的天赋，作为90年代新生代绘画群体的核心成员，她是少有的活跃至今的60后女艺术家。无论周遭流行什么诋毁什么，个人境遇如何在时代中起落，她从未在画画上“停过手”。既能驾驭耗时几个月的大尺幅油画，也喜欢在A4纸甚至餐巾纸上素描，不拘泥于地点和材料，只关乎当下的生命状态。
90年代她以浓烈色彩描绘火热的城市风貌，千禧年间她大胆地直面女性的身体与欲望，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以主体的身份和非常阳光的心态表现性主题的女性艺术家”。人到中年，她画花鸟、画雾霾、画镜子里的白发、画打瞌睡的老头。年轻时那种“发酒疯般的诚实”，非黑即白的狂热姿态，逐渐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灰度。她试图在画里袒露和接纳那些令人恐惧的事，如衰老、失控、无常。艺评人冯博一说她“听从直觉的驱使”，“热爱且真挚地完成了对自我的接纳和自身的确认”。
每回谈及夫妻双方的创作，王玉平总是说：“有几张画我觉得我这辈子也达不到那种水准，她是天生的，她流露和陈述的方式太天然了。”他至今还保留着她大学时期的作品。夫妻二人共用画室，哪怕不看架子上摆着什么画，一眼便知哪边是谁的。王玉平的画具藏在连环画册、铁皮玩具和每个腿都安上轮子的椅子中间，申玲的画具画册摆得整齐。不过地板上出现了王玉平涂涂画画的痕迹，显然他正在“入侵”妻子的地盘。若不在画室，王玉平在街上画北京，申玲就躲进咖啡馆画外头画画的他。两个“各色”的人，从20出头相伴到60多岁，她说他们未曾分离，是因为“画画是共同的喜悦”。
最近的创作状态，申玲觉得跟她的生命状态密不可分。年轻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目的地，她直奔那儿去，非常不犹豫，下笔都非常肯定。但这几年，她经常在不停地覆盖之前的画，反反复复。不再刻意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再追求一种确定的痕迹，常常觉得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天气不好或生活中的变故触动到她，到了画室里，她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梦，在体会内心的状态，然后把所想的画出来。现在她可能在工作室坐一天也未见得动笔，更多时候是在想、在琢磨、在体会。
说到时间带给身体的变化，申玲最近告别了例假，终于摆脱了暴君的纠缠和统治。但年龄大了，骨质有些变化，浑身疼。她的痛感神经特别敏感，怕打针，看见针就觉得疼。慢慢地，她要接受自己身体的不完美，认定它跟她相伴而生，接纳它。头发也是一样，开始长白头发了，染过但觉得麻烦，后来就不染了。刚长出来的小白茬心理上不太能接受，但真长乱了变成灰色，好像也还行。内心接受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碍眼了。
那段时间情绪控制自己的时候，会感到无力感。后来看那些画，能感觉到起伏比较大，对生死的思考较多。很长一段时间，活活泼泼、朝气蓬勃，然后慢慢地，燃料加着加着没了，必须承认不再是生命力饱满的状态，必须接受这样的自己。那段时间她常常怀疑自己，不清楚一张画的结尾是什么。只是知道有一种情绪，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无论身体还是外界。她给当时的个展取名叫“空花”，繁花是盛放，空花是凋零与无常。
画自画像的习惯，从80年代就开始了。年轻时画自己张扬、傻兮兮、受了委屈的样子。现在画自己，皱纹添出来了，接受它还是处理掉它？以她怕打针的胆子，只能接受。每天要去适应这张脸，有时候希望看着它不讨厌，希望觉得还行。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处在一种沉思的状态里，小镜子就在旁边，她就画镜子里的自己。外面打雷了，刮风了，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总之小镜子里的自己，是当天情绪的一种流露。
前几年有一批自画像，用了黑白水墨，画出来的形象有人说形容枯槁。她不愿意把背后的故事讲得太直白，但一定是从最真实的喜怒哀乐里生发出来的。如果对生死无动于衷，画什么都是开心的，但她做不到。生死影响她的情绪，希望能拥有放下的智慧，但很难。
申玲出生在辽宁，一家三个孩子都学画画。爸爸喜欢画画，妈妈喜欢唱歌，也会很多乐器。小时候，画画对她而言略带一些苦。她的性格随妈妈，爱唱歌，爱动，但爸爸希望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画画。夏天早晨上学前，他会带她去画写生，放学回来骑自行车载她去文化馆画石膏。那时候唯一让她感到愉快的是在自然环境里画写生，她宁可去户外也不愿意画石膏。
来北京上美院附中也不是她自己的决定。考试时她还哭了一大鼻子，因为不想去北京，也没有自信。在附中那段时间，成绩中档，没有所谓的理想，也不知道学画画要干嘛。后来上了中央美院，赶上大的时代开放状态，看到很多好的画册和作品，老师们尊重个性，鼓励她做得很好，给了很大自由度。以前都是被动的，那个时间段她忽然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有关系了，主动沉浸在画画里。
那时候隆福寺熙熙攘攘，夜市热闹得不得了。最开始出现的新鲜事物是发廊，里面的女人都烫头发，穿着时髦。后来三里屯酒吧热闹起来，那些人活色生香，吸引了她。她很喜欢出去，给都市里的人画速写。那个阶段受德国表现主义、印象派、后印象派影响较大。20岁上下，荷尔蒙分泌旺盛，喜欢笑，喜欢说话，特别阳光，开朗。她用浓烈的颜色，极大的笔触，一管颜料就是一笔，好像就是性格里狂野的一面，觉得那么画非常过瘾。那是年轻留下的一个生命痕迹。
毕业后留在学校做老师，工资一个月一百多块钱，足够养活她。不需要打工或做不喜欢的事情来换饭碗，也就没有间断画画。其实那时架上绘画死亡的声音震耳欲聋，但她还是喜欢画画，没有理由放下笔。不管别人流行什么，她内心非常固执。比如王玉平说丙烯好用，但她一直用油画，直到最近才忽然发现丙烯好用。这么多年她错过了这个好东西，因为她内心没有接受它。只有内心有了某种愿望，这个好事才称其为好事。这么多年来，虽然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浪潮一波又一波，但没有干扰到她画画的状态和心态。
年纪再大一点，在罗马湖后面租的工作室，那会儿罗马湖还很荒，只有几家咖啡馆和餐馆。每天去工作室的路上，她从湖边走，中午休息又到湖边吃饭。尤其是春天的花花草草，她特别喜欢不起眼的小野花，飞来飞去的小麻雀，常常坐在边上发呆，心生感动。有一次她从一片黄菊花边走过，发现每一朵花里都有很多小蜜蜂，这些小黄精灵充满了生命力，画完之后，王玉平说他听到了嗡嗡声。
这批花画完之后，工作室被夷为平地，她也就不再画罗马湖的小野花小虫子了。她笔下画的东西和身处的环境、当下的情绪有很大关系。花鸟的作品区别于之前那种大的笔触和充满爆发力的表达，往回收一点。大学阶段她们整个向西方看，后来年龄大了，对自己骨子里的东西有了更多的需求。她发现中国画里的细微末梢，毫厘之间的分寸，色彩灰度里的鉴别。她性格里粗拉惯了，红绿就是红绿，后来慢慢意识到要在红里面分辨出多少个红，或者在一个灰度里面产生知觉。
好笑的是，年纪大了，眼睛花了，年轻时眼睛好但画得粗，现在眼睛不行了，却对这种毫厘之间的事忽然发生了兴趣，真是在不停地为难自己。她现在还是喜欢出门，带着本子，咖啡馆是待得最多的地方。街上的人坐在那儿喝咖啡，无所事事的样子，短暂地让她觉得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咖啡馆里熙熙攘攘的嘈杂反而让人安静下来。她画了很多咖啡馆里的人和物，骑自行车的人，看书的老头。
她有颈椎病，很严重。低头太久就不行。以前画素描，一低头就是一两个小时，现在不行了。所以她想办法买那种小卡纸，拿在手里举着画，这样颈椎会舒服一点。出门画画的愿望还在，就得找新的方式。以前附中的时候，每周十张速写是硬性规定，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她通常包里放一个铅笔，一个小画夹子，坐下来就勾几笔。她管这个系列叫“流水”，记流水账似的，漫无目的，想画就画了。
看见一块小石头、一片小树叶，触动了她，就画下来，然后把想到的话写在边上。有一回画了一只受伤的小流浪猫，她写：“猫受了委屈的时候，跟人似的，眼神里是怨的。”几十年下来翻看这些本子，那是她最真实的内心轨迹。
她和老头是怎么走过这么多年的？按说两个各色的人，像两个刺猬，凑近了彼此扎得疼，一定是要分开的。但他们没有分开。生活里当然是一地鸡毛，鸡零狗碎。两个都不妥协的人，自然知道对方是什么状态。但在画画上面，他们又是那么默契，像是一个万能胶，总在核心的位置黏着。他画画，她是第一个观众，她画画，他是第一个观众，这一点上，他们相互给予最大的鼓励和包容。
画画这事上，他们俩都没有停过手。如果一个人停下来，大概会觉得对方是疯子。没有停，都在自己的生命状态轨迹里面，知道画画的状态不易，尽最大能力希望对方保持这种状态。她和老头经常一块儿出门，老头喜欢走路，信马由缰，没有目的。通常二环以内，冬天或者初春，有点枯枝败叶，有点萧瑟，他觉得那才是他记忆中的北京。
有一回他要画故宫角楼，天冷得不能再冷，但他一定要去，说第二天如果温度高了雪就要化了，他必须抓住那个状态。她理解一个艺术家的状态就是这样，不得不画，必须这样，拉不回来，她的话就是耳旁风。他画画的时候，她就躲进旁边的咖啡馆里，画自己的小玩意儿，中间给他送杯热水、送块蛋糕。
到这个年纪，悲喜好像都无法承受了。她附中的同学，非常好的朋友，突然心梗离开了，她的邻居，非常好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征兆地离开了。以前听人说世事无常，觉得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慢慢地靠近她的时候，才知道这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她还没有看淡生死的智慧，自己就是一个一惊一乍的人，荣辱俱惊，瞬间崩溃，爱笑爱哭。面对死亡，面对衰老，有万般无奈，有几乎滚不过去的黑夜。
有一天她走在街头，看到一个对联，上联“有风有雨是天气”，下联“有苦有乐是生活”，横批“日日是好日”。她现在尽量让自己靠近不悲不喜，平常温和。苦还是会苦，痛还是会痛，这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