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节气看国色牡丹 千年雅俗赏花时

谷雨节气看国色牡丹 千年雅俗赏花时。谷雨节气后是欣赏牡丹的最佳时间。牡丹是中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原产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丘陵，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一千五百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文献记载，中国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始于南北朝。从隋代开始，牡丹进入皇家园林与达官显贵的宅邸，通过根苗繁殖，出现成片的单品种花美景，形成了集中观赏的场面。唐宋明清以来，我国牡丹栽培中心随着朝代更迭与政治中心迁移而不断转移，谷雨赏牡丹的习俗也随之流转传承。

唐代时，长安成为赏牡丹的首选之地。据《二如亭群芳谱》记载，唐开元年间，牡丹在长安逐渐盛行，寺观、官衙以及宫殿无不栽植。长安官宦宅院亦广种牡丹，每至花期，常邀亲朋赏花宴饮、吟诗作赋，蔚为一时风尚。“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长安曾掀起举国若狂的牡丹热潮。据《唐国史补》记载，京城贵游崇尚牡丹三十余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李正封咏道：“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国色天香”一词即由此而来。

长安的牡丹还见证了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的深厚情谊。二人同榜登科、同朝为官，唱和往来，交谊笃厚。元稹奉命去四川彻查贪官，秉公执法却遭众官员构陷。皇帝对返回长安的元稹没有任何嘉奖，反而把他派往东都洛阳，使元稹的工作一时陷入困境。牡丹花开时节，白居易写下《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一诗。元稹在洛阳拒绝贪官们的拉拢收买，做了不少有益百姓的事，返回长安时，却再次遭到权贵宦官们的排挤，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白居易闻讯后心情沉重，再次来到西明寺，面对盛开的牡丹，又写了《重题西明寺牡丹（时元九在江陵）》一诗。

宋代时，洛阳成为赏牡丹的首选之地。北宋时洛阳牡丹之盛，赏花风习之热，不输长安。《广群芳谱》载“逮宋，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欧阳修担任洛阳留守推官期间，深入民间走访，向花农了解牡丹的栽培史、品种花色、管理技术等，写出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牡丹的专著《洛阳牡丹记》。宋代洛阳人们欣赏牡丹的热情高涨，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笙歌之声相闻。洛阳太守钱惟演举办的万花会更是将赏牡丹推向高潮。

明代时，亳州成为赏牡丹的首选之地。亳州地处安徽西北部，气候水土都非常适合牡丹的生长。亳州牡丹在明代盛极一时，山东《曹县志》曾记载牡丹“初盛于洛，再盛于亳州”。明代亳州牡丹的兴盛与一些名士广造园林密不可分。名士薛蕙辞官归隐家乡，在城南精心营造一处常乐园，园内广植牡丹。到了薛蕙之孙薛凤翔，不仅把常乐园的牡丹发扬光大，还潜心研究亳州牡丹，写出了《亳州牡丹史》。万历年间，亳州的牡丹园已经星罗棋布，引得文人们争相吟咏。

清代时，曹州成为赏牡丹的首选之地。曹州即今天的山东菏泽。曹州牡丹在明代已经崭露头角，到了清代更是天下闻名，有了“曹州牡丹甲海内”之誉。王曰高观赏过洛阳牡丹后，多次前往曹州赏牡丹，对比洛阳牡丹与日渐崛起的曹州牡丹，感慨万千，写了《曹南牡丹四首》。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也对曹州牡丹赞赏有加，赋诗一首以示谢忱。乾隆年间著名诗人李中简到过曹州，被雍容华贵的曹州牡丹吸引，写下多首赞美曹州牡丹的诗篇。

谷雨过后再无寒，人间芳菲已向暖。时至暮春，暖风拂面，寒意尽消，正是牡丹次第盛放、雍容压枝的绝佳时节。从唐代长安到宋代洛阳，从明代亳州到清代曹州，千百年间，谷雨三朝看牡丹早已从一季花事，沉淀为中国人独有的春日雅俗，融园艺之精、诗文之韵、民俗之趣于一体，绵延至今，依旧芳馨动人。